【千古英雄人物】唐太宗(16) 统一经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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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在太宗大力宣倡下,唐初士僚教育之兴达到前所未有的盛况。然徒具教育结构,缺乏教育内容,与太宗的旨意大相径庭。太宗决定完成经学统一。他的参与使唐初经学研究体现出大一统时代之规模和气度。

  “贞观四年,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,文字讹谬,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五经。及功毕,复诏尚书左仆射房玄龄集诸儒重加详议。

  时诸儒传习师说,舛谬已久,皆共非之,异端蜂起。而师古辄引晋、宋以来古本,随方晓答,援据详明,皆出其意表,诸儒莫不叹服。太宗称善者久之,赐帛五百匹,加授通直散骑常侍,颁其所定书于天下,令学者习焉。太宗又以文学多门,章句繁杂,诏师古与国子祭酒孔颖达等诸儒,撰定五经疏义,凡一百八十卷,名曰《五经正义》,付国学施行。”(《贞观政要?崇儒学第二十七》)

  考定五经

  唐初经学统一分两步实施:考定五经,并为《五经》正义。

  第一步,太宗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主持统一《五经定本》。

  五经指《诗》(《诗经》)、《书》(《尚书》)、《礼》(《礼记》)、《易》(《周易》)、《春秋》。《乐经》已失传,故通常称“五经”。

  这六部古籍多非孔子所著,在孔子之前已存在,孔子做了一些删减整理工作。《易》乃一部渊源邃古、博大精深之作,源于河图洛书,始于伏羲时代。《易》原有三种版本,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和《周易》,成于不同朝代,周代则叫《周易》,揭示了一定高层宇宙空间对应人类社会变化之道。《尚书》是周王室外史所藏记叙上古先王天命神授之书。《诗经》,是华夏历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,先圣神迹被记载部分。《周礼》是周王室宗伯管理之典章制度。《春秋》是先秦人们对史书的通称,后人整理成《春秋左传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等。

  “夫经籍也者,机神之妙旨,圣哲之能事,所以经天地,纬阴阳,正纪纲,弘道德,显仁足以利物,藏用足以独善。经籍也者,先圣据龙图,握凤纪,南面以君天下者,咸有史官,以纪言行。”(《隋书》卷三十二《志第二十七》)

  先于孔子之六经,记述尧、舜、禹等圣王先皇天赋神授的天命君权及相关的祥瑞。至春秋,孔子及其后人所称的“孔儒学说”则不讲高层神言、大道之理,采用低层“中庸学说”。

  老子《道德经》中阐明“故失道而后德,失德而后仁,失仁而后义,失义而后礼。夫礼者,忠信之薄而乱之首。”“大道废,有仁义;智慧出,有大伪;六亲不和,有孝慈;国家昏乱,有忠臣。”孔儒的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已是离神愈远后道德下滑之产物。这也是人类社会成、住、坏、灭规律使然。

  古圣皇时代留下的古典文献,是中华文化的经籍和精髓,并非“孔儒”所创立。孔儒奉其为经典,却无法独据己有。正如古时儒生也要打坐,静心调息,却不能称这些修炼基本动作为“儒教方法”。

  是故,秉承中华传统的圣皇汉武帝、唐太宗等,总要重新整理五经,回复尧、舜、禹等圣皇留下的中华道统,清除历朝历代各家各派包括腐儒、小道、地上佛等的干扰和破坏。

  汉武帝时,朝廷正式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这五部书宣布为经典,称“五经”,同时把失传的重要史实如符瑞、天人感应、天人合一、神言神迹等,重新放回《五经》。汉武帝所定《五经》,补充宇宙高层神、道事实,大大超过孔儒涵盖范围。这是历史上一次将偏离的文化方向拨回神传轨迹的重大事件。

  “隋季版荡,庠序无闻,儒道坠泥途,诗书填坑阱。”(《旧唐书?萧德言传》)颜师古统领《五经》版本的统一任务。颜师古少承家业,博览群书,精研训诂,有着极深厚的经学功底。颜师古利用秘书省大量藏书,悉心校定,历时两年多,完成了《周易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及《左氏春秋》等《五经》的刊定。

  太宗对此本非常重视,特请宰相房玄龄召集诸儒“讨论得失”。由于诸儒并非同一学派,一时异端蜂起,众说纷纭。颜师古对此“一一辩答,取晋宋古本以相发明,所立援据,咸出其意表。诸儒皆惊所未闻,叹服而去”,唐太宗对此也称善久之。贞观七年十一月,唐太宗“颁其所定书于天下,令学者习焉”。于是,颜师古校定的《五经定本》颁行全国,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的标准教科书。《五经定书》解决了经有数家、无所取正的经史混乱状况,实际上是对魏晋以来五经版本及文字的一次大清理。

  《五经》正义

  统一经学第二步,太宗命经学家孔颖达主持为《五经》正义。

  “正义”者,即将偏离本义的东西进行辨别,归正真正含义。整理《五经》义疏,是针对“儒学多门,章句繁杂”的解经混乱所行,统一对原始经典的理解。孔颖达精通《五经》,对南北经学有相当的造诣。孔颖达等二十余位名士奉敕编撰《五经正义》,疏解则多据南北朝以来的释文。孔颖达以北学出身却在《五经正义》中多用南学,就是奉旨为学、避免己见、持守本原的严谨做法。

  各经大多依据自古以来,特别是两汉魏晋南北朝至隋朝多家注释整理删定而成,“去其华而取其实,欲使信而有征”。

  “秘书郎王玄度注《尚书》、《毛诗》毁孔、郑旧义。上表请废旧说,行己所注。诏礼部集诸儒详议。玄度口辩,诸博士皆不能诘之。……仁师以玄度穿凿不经,乃条其不合大义,驳奏请罢之,诏竟依仁师议。”(《旧唐书》卷七十四《列传第二十四》)可见,当时的经学义疏是严守章句,不允许随意请废内容,以保证经书之正宗和纯净。

  经过两年努力,一部长达一百八十卷的《五经义赞》于贞观十四年二月编成。此举并非简单重撰孔子所整理之六经,而是纠正汉及六朝以来走入没落的经学颓废局面。书稿最后成于贞观十六年(642年),太宗对孔颖达这一工作十分赞赏,曾诏曰:“卿等博综古今,义理该洽,考前儒之异说,符圣人之幽旨,实为不朽。”(《旧唐书?孔颖达传》)

  不过,太宗以为“义赞”之名不够确切,特下诏改为《五经正义》,并交付国子监作为教材。《五经正义》被太宗称为不朽之作,在于它综合古今,考定异说,定义疏为一尊,神言神迹,以道释儒,以《老》解《易》;并加入谶纬书中对宇宙天体层次认识,以纬疏经,经纬互证。其书符合了太宗正文化本、清文史源的深谋远虑,其对保护中华经史正传、文化内涵正统之高瞻远瞩,无人可比拟。

  《五经正义》这套皇家“教材”的最大特点,是学问、历史、作文、为人、道德、求仕、做官的全方位知识融为一体。大道至简至易,充分体现了太宗的风范。

  《五经正义》卷帙浩大,贞观末年博士马嘉运等人对其进行修订,永徽四年三月才告结束,颁行全国,作为钦定教科书。此后直至宋代,明经取士,其经义皆以此为准。

  贞观二十一年(647年),太宗又诏左丘明、卜子夏等二十一人:“并用其书,垂于国胄。既行其道,理合褒崇。自今有事太学,可与颜子俱配享孔子庙堂。”这些人不光都是历代大学问家,很多更是通晓天文、易理、十家九流之异人,大道修炼有成者。太宗不囿于经学门户派别之见,不论今文、古文、郑学、王学、南学、北学,都同等视之,融天贯地,恢弘大度以待。

  汉唐相承

  汉武帝曾问曰,“三代受命,其符安在?灾异之变,何缘而起?性命之情,或夭或寿,或仁或鄙,习闻其号,未烛厥理。伊欲风流而令行,刑轻而奸改,百姓和乐,政事宣昭,何修何饬而膏露降,百谷登,德润四海,泽臻草木,三光全,寒暑平,受天之祜,享鬼神之灵,德泽洋溢,施乎方外,延及群生?”(《汉书?董仲舒传》)

  太宗亦昭明理想:“朕闻天大地大,首播黎元;娲皇燧皇,肇恭元菉。是知施生为德,处崇高而不言;亭毒攸资,委钦明以司契。洎乎三正迭建,五运相迁,休烈存乎典坟,至道流乎雅颂。历兹十代,咸宅九州,逖听风声,抑可知矣。其有仰齐七政,俯会百神,察灵眷于祥符,报元功于昭告,莫不罄情梁岱,继踵云亭。对越两仪。尽先圣之能事;扬蕤三统,垂曩哲之尊名。悬镜天衢,罔不繇于此也。”(《封禅诏》,见《全唐文》卷八。)

  这哪是政权之忧,而是天人感应!是汉帝国、唐帝国新文化理想的询天开示之问!是不负皇天重托的铮铮表白!

  面对中华文化思想构建这一巨大工程,汉武帝立经学于官学。汉时《五经》的最大特点是汉朝官方以“谶纬”解经。谶纬是谶书和纬书合称,显于两汉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谶,验也。有征验之书,河雒所出书曰谶。”《隋志?经籍志》载:“汉时,又诏东平王苍,正五经章句,皆命从谶。……言五经者,皆凭谶为说。”

  唐时《五经正义》,有全依谶纬解经处,认为谶纬有和经相同的可信度;又有以谶纬为可疑,批评其虚妄而“略之”处。不仅有用以说明神异出生,更有加强宣示受命祥瑞的部分,所以是精心鉴别筛选,为疏解经书达到最佳效果有选择地利用各代注疏。

  唐太宗刊定《五经定本》及《五经正义》,其规模更甚于汉。唐太宗身为皇帝,亲手促成了经学统一。《五经正义》使唐代经学达到了空前统一局面。汉魏以来纷杂师说一扫而空,经学史上由来已久的宗派门户之争,如今古文之争、郑王学之争,以及南北学之争,都随之结束。经学的传统研究遂成定局。

  汉武唐宗一脉相承,借助重撰《五经》,重塑中华民族思想、道德、理念,确立中华文化本质和内涵。

  五千年辉煌神传文化之千古英雄人物研究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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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──转自《大纪元》

  (责任编辑:张信燕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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